股权投资税收政策(长期股权投资与股票投资区别)

在经济结构转型深化、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放缓以及房地产市场进行重大调整的背景之下，股票市场的配置价值相对凸显。

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有效促进内需的增长。投资者在安全资产配置上，黄金作为安全性资产最重要的代表，但可能只有一般性配置需求，较难期待2022年黄金价格有趋势性上涨机会。当然，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并不断外溢至国内的情形下，适当配置黄金仍是有意义的。对于美国中长期国债而言，由于美联储将会缩减量化宽松的规模并可能进行加息操作，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具有较大趋势性，这将使得国际债券价格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当然，从长期配置角度，发达经济体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可能带来更为重要的机遇。

在资本市场配置上，由于经济形势、政策环境可能会好于2021年，股票市场的配置机遇可能会相对好于债券市场。在经济结构转型深化、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放缓以及房地产市场进行重大调整的背景之下，股票市场的配置价值相对凸显。在新能源、新材料、医药生物、消费品、电子信息、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配置价值将更为显著。在债券市场上，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策性金融债等具有较好的安全支撑，但是，城投债的风险值得警惕，而低等级的信用债风险特别值得重点防范。

对于房地产投资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将进入一个日益分化的阶段，难有系统性投资机会。对刚需而言，自住购房者需要考虑到资产保值以及债务负担的匹配，适度降低杠杆率。对投资而言，2022年融资可得性可能会有所提升、成本也可能有所降低，但是，购房者在关注房地产调控政策边际变化的同时需要看到，国家“房住不炒”政策仍将持续，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流动性和资产增值性仍将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同时，房地产税也可能是政策趋势，购房者需要对房地产投资进行更为细致的考量与权衡，更要严格控制杠杆率。

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

2022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

一是经济政策将更加倾向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将得到更好的政策保障，专项债券发行、信贷资金供给以及社会融资增量等将前瞻部署。

二是民生保障将得到更好的促进，以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作为重大战略目标，包括民生保障在内的公共服务将进一步强化、优化和均衡化。

三是经济金融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将得到更加有效的应对。包括公共卫生危机、收入分配不平等、房地产部门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僵尸企业处置等经济社会问题将得到进一步的处置。为此，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可能要好于2021年。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呼唤积极宏观政策

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有效促进内需的增长。党中央要求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宏观经济部门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适度超前加快专项债发行，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2021年一季度专项债发行可能略低于预期。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按照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2022年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的经济政策可能会更为宽松，以专项债为支撑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有望得到提振。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宽松水平和实质性政策支持可能会强于2021年。

中小微企业仍然是宏观经济政策重点倾斜的领域。财政部门将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金融部门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当然，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积极性的调动还需要其市场预期的有效转变。这亟待政府有效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

疫情仍是重大不确定性

2022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疫情冲击是这三种压力的重大根源。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复苏、经济结构优化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等带来了重大制约。中国经济能否重回6%之上，或者是持续运行在低于5%的增速区间，仍然需要看疫情冲击、中国政策应对以及经济自身的弹性与韧性。疫情的冲击仍然表现为需求不足、供给不畅、配置低效以及改革阻碍等方面。疫情冲击持续的时间和力度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恢复的节奏、政府政策的空间以及经济发展的成效。

面临政府资源投入边际减少、市场微观主体预期偏弱以及疫情引致的产业链冲击等现实难题，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较难在短期内有效复苏。另外股权投资税收政策，政府部门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也可能因疫情防控而有所放缓甚至反复股权投资税收政策，比如，疫情防控可能使得部分地方营商环境出现较大的变化，人员交互也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这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畅通国内大循环是不利的。

疫情冲击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出口的维系。当前，由于全球产业链的破坏，国外较多国家的生产和产业体系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对中国生产的产品需求反而得以维系甚至加强，从而有效支撑了中国出口的增长。如国外经济体的产业链体系得到稳步的复苏，将会对中国产品形成一定程度的替代，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可能也会弱化。

外部溢出效应是重大风险

2022年中国经济金融社会稳定仍需着重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外溢效应。首先，疫情“倒灌”仍是疫情防控最重大的外部风险。由于很多经济体已采取放任的“群体免疫”政策，加上新冠病毒变异，对中国疫情防控将带来更加复杂的外部冲击。

其次，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是最为重大的金融风险。虽然实施平均通胀目标制，美联储对通货膨胀水平的耐受力明显提高，但是，在巨量的量化宽松操作下，长期、大幅、带有政策“忽视”的通胀水平偏离，已严重危及美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美联储在2021年底已经开展调整货币政策举措。2022年，美联储在继续加快缩减量化宽松政策的同时，可能会进行加息操作。这将使得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中美利差逐步缩小，资本可能出现向美国集中的趋势。中国可能面临资本流出、外储减少和人民币贬值的多重压力。如果人民币贬值幅度较大，可能导致债市、股市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或动荡。

再次，地缘政治风险仍不可忽视。中美两国关系近期有所改善，但是，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战略性竞争对手，两国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地区的博弈将进一步深化，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施压的概率提升，这对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联、互通和互动将带来重大的挑战。

最后，疫情防控政策的溢出效应。目前，各国都在较为积极地通过疫苗和特效药进行疫情应对，如果2022年发达经济体在新疫苗或特效药具有实质性进展，那其产能、产业和价值链复苏将会迅速展开。2020年至2021年中国出口亮眼主要缘于国外商品供给不足造成的替代效应，如果疫苗和药品研发使用超预期进行，那么中国出口就会发生变数。当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疫情传染及其导致的低速增长使得经济社会状况恶化，也可能引发进口的下降，这对中国的出口将带来负面影响。整体而言，2022年外部需求仍将保持相对强势，但需要对疫情持续恶化和疫情突然改观的两种情形的关注。

（作者系中国科技大学国际金融研究院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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